中国人的理想社会是“鸡犬相问，老死不相往来”的小国寡民，是安于本乡本土的乡土社会，除非战乱，或者逼迫于土地已养不活所有人，种群已到不分裂不行的时候，中国人才会迁徙，即使迁徙了，老了死后也一定要回故乡。叶落归根。
乡土社会是个稳定的、静止的、内敛的、不扩张、不进取的社会，乡土社会中的人尊重年老者，因为变化少，甚至是没有变化，年长者的经验必然优于年轻人，乡土社会有一套要求所有人遵守的自古而来的礼节，目的在于维护乡土社会的稳定，任何改革、变化都是被禁止和被敌视的，因为它们对乡土社会的稳定构成巨大威胁。人类在年轻时与生俱来的冲动和好奇，必须要被抹杀，菱角必须被磨平，只有这样才被群体接纳。
中国的农业文明在宋朝已经到达顶峰，现在在中国农村所见到的耕作技术、农业器具与宋代没有任何显著区别，有些甚至还不如宋朝。中国历代政府全都重农，乡土社会的需求简单，容易满足，结构稳定，统治阶层都致力于维护这个结构，以道德来约束官员和人民，安贫乐道受到赞许。
乡土社会耻于言利，乐于人情。可以想像一个彼此熟悉的环境里，在传统君子不言利的教化下，彼此的熟悉和攀亲道故更进一步阻碍商业发展，人们更乐于让他人欠自己一个人情。契约精神和法制精神在乡土社会都难以形成，要什么契约呢？人无信不立，契约是不信任是侮辱，而法制，在中国古代，敲鼓打官司，老爷一般都是问都不问，双方都先各来几十大板，打官司就是错，理想社会是无诉讼的。
中国统治阶层向来以理想而非现实来统治国家，掌握文化的阶层和普罗大众向来喜欢回到从前某个被美化的理想化社会，不喜欢向前看，不喜欢变化，古老的代表好的，新的代表危险和不好的。同时，外来的就是野蛮的，商人就是奸诈的，新技术和科学就是奇技淫巧。最美好的生命就是无惊无险、什么事也没发生，跟其他所有人一样过完一生。与众不同本身就是一个大罪，不能容忍。
中国的知识阶层在明朝走到了极端：对事和人，不是以实际效用来判断，而是辩论其是否符合道德标准，所有一切都纳入君子小人之争，只要被纳入小人行列，就该万死。
中国的统治阶层所接受的是同一种道德观念，对重农抑商集体性认同，乡土社会在国家体制上和社会道德评判上不利于商业的发展和商人的壮大，私人财产权不能受保护，反过来又因为商人阶层的缺失，中国不能实行数目字的管理，只能在低级低效的层次上生存，工业革命和资产阶级革命不可能在中国发生。
近日读《乡土中国》和《中国大历史》，记下一点胡说八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