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孙立平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在过去几十年中对真话的惩罚主要是基于政治原因的话
在开始进入利益博弈时代的今天
对真话的打击开始与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
想到“真话运动”这个词，是直接受到奥威尔《一九八四》中“新话运动”的启发。
《一九八四》说的是在一个名曰 “大洋国”的地方独特的统治方式：全体人民处于完全监视之下，自由与思想是城中绝迹的珍品，屈从与无意识被训练成一种全民心态。在“大洋国”中，控制思想的办法之一是消灭旧的语言和创造新的语言，其中的一个手段就是所谓“新话的技术”：对旧的词汇成批地加以消灭，然后创造出一种以简单为特征的新词汇。为此，该国还编纂了一部《新话词典》：一些用来表达复杂丰富情感或思想的形容词和副词被取消；对于不能完全取消的，则对词义进行简化；对有些词进行改造，并创造一些新词，这些创造是为了减少含义中的联想成分，从而达到简化词义的目的。为了达到这样的效果，大洋国不仅每年编纂新话词典，用新话来发表社论，而且用新话来改写莎士比亚、拜伦等文学家的作品。随着时间的流逝，词汇逐年减少，意识的范围也就越来越小，异端的思想越来越难以形成。
本文开头所说的“启发”，仅仅是在这样的一种含义上：语言不仅具有表达的力量，更重要的是，语言也具有建构生活事实的力量，因此，语言实际上也是行动的一种。在整个社会信任结构受到严重破坏，“诸假”盛行的社会中，从说真话做起，也许是重建信任结构的一个良好开端。我们没有办法想象，在一个假话相当盛行的社会中，会有真正的信任结构的存在。
为什么讲真话还要冠之以“运动”的称号？是因为不若此真话就难以在社会中普及。运动是社会动员的一种方式。在经历了几十年无数次的运动之后，人们对运动已经几乎深恶痛绝。但我想，在彻底葬送运动之前，我们不妨最后搞一次运动，这就是“真话运动”。
可以说，假话这种恶疾已经遍布于我们的社会生活，甚至成为我们社会生活的一种惯例。语言和文字本来是传达信息和进行沟通的，但在我们的白纸黑字上，在我们铿锵有力的言词中，却充满着言不及义的废话和只包含虚假甚至有害信息的假话。甚至，假话与假话之间，已经形成了一个可以自恰和独立运作的系统。我们社会生活中的许多弊端，与此皆有直接关系。举凡社会中的假冒伪劣、坑蒙拐骗，几乎都是假话在行动上的体现。更重要的是，假话使得我们丧失了面对和解决社会中种种问题的能力。有歌谣说：“村骗乡，乡骗县，一直骗到国务院”。不幸的是，这是一个我们无法否认的事实。在假话对假话中，问题被粉饰为太平；在假话对假话中，无数的政策措施走了过场；在假话对假话中，制度的有效运作失去了基础。有时我们不妨天真地去想，即使我们的体制存在弊端，但如果在我们的社会中说假话的问题基本解决了，许多事情可能要好办得多。
其实，倡导真话，是再简单不过的一件事情。我不止在一次演讲中向听众提出过这样的问题：是说真话还是说假话符合人的天性？也许是问题提的有点突兀，真正能回答出这个问题的并不多。我的看法是，讲真话是符合人的天性的，因为讲真话简单省力，而且能更有效地达到沟通的目的。因为即使是最简单的谎话，都要绕一个弯，要有一个更费力气的“编造过程”。但在现实生活中，也存在另外一种情况，即说假话比说真话还节省力气。这只有在两种情况下才有可能。一种情况是社会中存在许多现成的假话模本，人们对假话过去熟悉和熟练，以至于说起假话来根本不用动脑，免去了编造的过程。二是说真话面临某种风险，如果人们在说真话的时候，总是要考虑是不是会有某种风险，就只能贪图省事，不假思索地说假话了。这就如同计算机一样，安装的是什么系统，就会有相应的操作手法。所谓假话间的自恰，也只有在相应的系统上才有可能。假话能够成为一种风气和文化，也许是源于一种固执，或者说是源于一种“美好的理由”。在我们的社会中，正确与错误的两分法，总是凌驾于真假的两分法之上。也就是说，你即使说的是假话，但只要内容是“正确的”，就会受到鼓励和赞扬。我们从小受到的就是这样的教育和训练。人们认为，只要大家都说正确的谎话，社会就会朝着正确的方向进步。正因为如此，才有人们对假话的容忍，才有体制对假话的默许，才有对假话的事实上的褒赏。顺带说一句，在这样的社会中进行民意调查需要格外小心。因为人们在填写这些问卷的时候，想的可能不仅是“我的想法是什么”，而是“如何回答才是正确的”。前一段受到广泛质疑的“农民的幸福感高于城里人”的调查，其中可能就有这个因素在其中作祟。
对假话的默许与褒赏，与对真话的残暴和打击，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最近有人在谈到我们社会中对真话的惩罚时，用了这样一个词，“定点清除”。应当说，这是非常贴切的。古代的文字狱，是一种对真话的定点清除。对彭德怀的批判是一种对真话的定点清除。文革中的这种定点清除，就更是举不胜举。不过需要注意的一点是，在过去几十年中对真话的惩罚主要是基于政治原因的话，在开始进入利益博弈时代的今天，对真话的打击开始与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最近的一个案例，就是辽宁省鞍山市国税局公务员李文娟的遭遇。作为税务局的公务员，李文娟因为举报少征税款等违法违规问题，遭到打击报复，被两度辞退，并被劳动教养一年，至今依然没有工作，其老母亲差点被吓死，儿子遭遇了童年人不能承受之痛，性格变得特别孤僻，李文娟本人一度想到自杀。接受记者采访时，她已经亲口承认，如果再让她选择，她不会再举报了。但一些人要的就是这样的效果：选择真话也就是选择苦难。
于是，在我们的社会中就出现了一种很值得注意的现象，即人们惧怕因为讲真话而招惹是非。据有关方面的数据，目前我国各类诉讼案件中证人出庭作证率平均不超过10%。由于证人不肯出庭作证，案情就难以确定。在这种情况下，当事人欲哭无泪，法官也爱莫能助。有专家指出，这已经成为我国司法界的一大难题。大家为什么不愿意出庭作证？据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的调查，在回答“如果你不会或不确定是否会出庭作证，主要的原因是什么？”的问题时，选择“担心受到打击报复”的比例达到79%，选择“不想卷入官司”的为30%，选择“不愿得罪另一方当事人”的占19%，分别占第一、第二和第五位。
由此可见，开展真话运动，关键的问题是形成保护真话的制度环境，要形成可以讲真话的制度空间。我们社会中经常有这样一个说法，叫作“敢于讲真话”。讲真话还要敢于，说明我们讲真话的困难。所以，问题的实质是要有保护真话，制止假话的制度安排。而这样的制度安排，应该从社会生活的公共领域入手。克林顿遭遇的莱温斯基一案，到最后的时候，人们所关心的已经不是两人之间的性关系，而是克林顿在作证的时候说没说假话，作没作假证。因为前者是私人领域的事情，而后者是公共领域的事情，政治家的诚实是关涉公共事务的大事情。我们历次运动提倡什么东西的时候，总是要“从我做起”。但说真话这次，应当从公共生活做起，从政府做起。
